戛纳电影节是当今全球最负盛名的电影盛会，也是最受媒体瞩目的文化活动之一。自1946年首次举办以来，戛纳电影节在漫长的岁月中，选出一部又一部出色影片，褒奖一位又一位杰出人才，终于变成如今全球电影界专业人士心目中不可或缺的电影舞台。然而，电影节的创立还需追溯到首次举办的八年之前。
1938年7月，全球首个以第七艺术为主题的威尼斯电影节第六次将全球主要电影出品国汇集一堂。法国选出了多部参赛影片，大使菲利普·埃尔朗杰（Philippe Erlanger）和记者勒内·让那（René Jeanne）均为当年的评审团成员。
闭幕当天，评审团成员汇集一处，共同决定获胜影片。一部美国电影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誉，但迫于希特勒施加的压力，评审团最后不得不选择了莱尼·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执导的纳粹宣传纪录片《奥林匹亚》（Olympia）和格费雷罗·亚历山德里尼（Goffredo Alessandrini）拍摄的意大利影片《空军敢死队》（Luciano Serra, pilota），并为两人颁发了名为“墨索里尼杯”的最高荣誉奖。这一决定激起了民主国家及法国代表的激烈抗议，美国和英国同时退出威尼斯电影节，并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参与。
菲利普·埃尔朗杰被本次活动的纳粹性质所震惊。他坐在返回法国的火车里，开始思考举办一个可以替代威尼斯电影节的同类活动，使大家能够不受任何压力与限制地自由参与。一回到法国，他便着手联系相关权力部门。想要举办一场能与来年的威尼斯电影节相抗衡的法国电影节。时间紧迫，刻不容缓。
1938年9月至1939年5月，这项提议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国性计划。时任外交部长并负责举办各类国际性活动的乔治·博耐（Georges Bonnet）害怕这会恶化法意关系，但国家教育部长让·泽（Jean Zay）和内政部长阿尔伯·萨罗（Albert Sarraut）则全力支持这一理念。在他们看来，欧洲应当有一个艺术不受政治操纵的电影节。1939年6月，媒体正式宣布法国将创立电影节。这一决定受到多个电影出品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欢迎。电影节预计选择在9月1日这一和威尼斯电影节相同的日期开幕。离活动的正式举办只剩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提交给法国艺术活动协会董事会的公文 © FDC
戛纳，介于威尼斯和好莱坞之间的胜地
法国需要为电影节选择一个和威尼斯一样知名的举办地点。在十多个法国候选城市中，比亚里茨率先于1939年5月9日通过预选。但以巴黎参议员乔治·布拉德（Georges Prade）以及戛纳大酒店经理为首的戛纳支持者却并未就此放弃。经过多次动员和宣传，他们终于在评选中获胜。1939年5月31日，戛纳市与法国政府正式签订国际电影节的举办合同。此时，距离活动举办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这枚“地中海珍珠”位居海岸，使人不禁联想到加利福尼亚，令“好莱坞”憧憬不已。
乔治·布拉德的信件 © FDC
首届戛纳电影节原本计划于1939年9月20日在戛纳大赌场的大厅内举办。电影之父路易·卢米埃尔（Louis Lumière）担任荣誉主席。为了使第一届电影节大获成功，本次活动还组织了以国立美术秘书处主席乔治·惠思曼（Georges Huisman）为首的组委会。
本次活动的展示重点为国际精神：每个国家都可选择参与主竞赛评审的影片，评审团代表全体参与者，可在公平公正的艺术精神的指引下，褒奖任何一个国家的优秀影片。为了避免额外纷争，法国邀请了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所有电影出品国家。但在1939年夏季政治危机的背景下，这两个法西斯国家拒绝了法国的邀请，最终只有九个国家计划参与第一届戛纳电影节，这其中包含了多个电影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
八月，尽管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电影节的所有准备工作却依然顺利就绪。戛纳画家让-加布里埃尔·多麦格（Jean-Gabriel Domergue）以“旅行邀请函”的模式绘制出首幅官方海报。组委会共发出两千多封邀请函，米高梅（MGM）电影公司还租赁了一艘跨洋邮轮，在戛纳湾停靠，泰隆·鲍华（Tyrone Power）、盖里·库伯（Gary Cooper）、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乔治·拉夫特（George Raft）、保罗·穆尼（Paul Muni）、瑙玛·希拉（Norma Shearer）和梅·韦斯特（Mae West）等众多好莱坞明星均远道而来……首届戛纳电影节的前夕充满奢华、欢快、热情的氛围。
但1939年的电影节却未能如期举办。8月23日，全球惊愕地得知苏联与纳粹德国新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大部分旅客纷纷离开戛纳。尽管情势严峻，电影节组委会依然以私人名义举办了本届活动的唯一一场电影放映，这也是入选主竞赛单元的首部美国影片，即威廉·迪亚特尔（William Dieterle）执导的《钟楼怪人》（The Hunchback of Notre-Dame）
电影节原定开幕的 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开幕典礼因此推迟10天，但事态却以令人猝不及防的速度恶化。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全国发出参军动员：电影节无法在这种情况下举办。本届电影节的参选影片包含维克多·弗莱明（Victor Fleming）的《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的《天使之翼》（Only Angels Have Wings）、塞西尔·D·德米勒（Cecil B. DeMille）的《和平联盟》（Union Pacific）、米哈伊尔·罗姆（Mikhaïl Romm）在苏联执导的《列宁在一九一八》（Lenin v 1918 godu）、祖尔丹·科达（Zoltan Korda）代表英国参选的《四片羽毛》（The Four Feathers），以及多位法国导演，如雅克·费戴尔（Jacques Feyder）的《La Loi du Nord》、克里斯汀-雅克（Christian-Jacques）的《L'Enfer des anges》和朱力恩·杜威维尔（Julien Duvivier）的《La Charrette fantôme》等知名影片。
63年后，为了纪念这届被人忘却的电影节，组委会于2002年颁发了当年的金棕榈奖。经过以让·朵尔梅松（Jean D'Ormesson）为首的组委会的一致认可，塞西尔·D·德米勒执导的《和平联盟》荣获1939年戛纳电影节的最高殊荣。
1939年戛纳电影节官方海报 © Jean-Gabriel Domergue / ADAGP
1940年初，尽管战争爆发，以菲利普·埃尔朗杰为首的戛纳电影节负责人始终致力于维护这一项目。从外交角度来看，法国需要获得意大利的同意与支持，但后者尚未正式宣布它在冲突中的阵营。出乎所有人意料，墨索里尼承认了法国电影节的地位，但前提是不能与威尼斯电影节同时举办。
然而，6月10日，意大利元首向法国与英国宣战，使得这项活动的举办无限推迟。因受战争影响，电影节的组织遭遇各类问题：资金不足、供应短缺、电影设备匮乏、交通状况使得法国与国外游客出行不便，此外还有戛纳赌场被军队征收等问题。
直到1946年战争结束，满目疮痍的法国才得以将国际电影节的项目重新提上台面。这个由菲利普·埃尔朗杰于九年前发起的项目，终于在当年的9月20日化为现实，首届电影节正式开幕。
“这是当时的世界在战争结束后举办的第一场盛会，灿烂的阳光一直持续到十月中旬，一切都令人兴奋无比”。——菲利普·埃尔朗杰
开幕典礼在戛纳大酒店的花园内举办，美国女歌唱家格蕾丝·摩尔（Grace Moore）献上了精彩表演，随处都萦绕着欢快的氛围。焰火、火炬游行、彩车表演、放飞白鸽、十字大道鲜花大战、空中飞行表演、时装展示、首届电影节小姐评选……第一届戛纳电影节创办了众多娱乐环节，为整个城市笼罩上一层高雅而喜庆的欢乐气氛。
竞赛单元的影片评选依然遵循1939年提出的原则，共有19个国家参选，乔治·惠思曼（Georges Huisman）担任国际评审团主席。由于缺少准备时间，在戛纳赌场举办的几场放映会出现了几次技术问题。尽管如此，参加电影节的所有国家都载誉而归。在各大媒体及国外代表看来，首届戛纳电影节大获成功。
戛纳电影节就此诞生，它的辉煌历史从彼时开始，并见证了当时众多电影名家的不凡才华，其中便有罗伯托·罗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乔治·库克（George Cukor）、大卫·利恩（David Lean）、让·雷诺（Jean Renoir）……
第一届戛纳电影节举办时的焰火 © STAFF / AFP
50年代，星光、审核与冷战
“电影节的宗旨是鼓励所有类型的电影艺术的发展，使所有电影出品国家能够缔结并保持合作精神。”——（电影节章程节选，1948年）
第一届戛纳电影节首先是一个欢快的节日，几乎所有国家都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奖项，载誉而归。随后越来越多的明星参与这场活动，媒体也不遗余力地报道，很快便使其享誉全球。50年代，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索菲娅·罗兰（Sophia Loren）、格蕾丝·凯丽（Grace Kelly）、碧姬·芭杜（Brigitte Bardot）、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罗密·施耐德（Romy Schneider）、阿兰·德龙（Alain Delon）、西蒙·西涅莱（Simone Signoret）、吉娜·劳洛勃丽吉塔（Gina Lollobrigida）和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等名人纷纷现身于1949年新建成的“十字大道影节宫*”，使戛纳电影节更受大众喜爱。
尽管如此，除了迎接璀璨星光并应对早期丑闻*，在整整十年间，电影节还不得不面对冷战压力。东方与西方阵营以电影为手段，在戛纳展开交锋。为了避免在电影评选时遇到外交问题，组织者允许在特定情况下撤出一部影片，并将该规则加入了电影节章程。50年代，组委会共11次使用这条规则，1956年更是对参展影片展开了6次审核。本届电影节结束后，组织者决定删除这一条款，由此为电影节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相较于外交纠纷，电影节更注重影片品质。
除了让艺术合作变得更加艰难的政治气候，电影节还需在50年代面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其他法国与欧洲艺术活动，并不断保持创新，以维持其领先地位。正是在这种竞争激烈的背景下，组委会因资金不足，取消举办1948年和1950年的两届电影节，并自1952年起，将举办日期改到了每年春天的5月份。
1947年至1954年，评审团全部由法国人组成，全体成员对入选主竞赛单元的国际影片进行评选，以最终选出唯一一个大奖获得者，然后再根据影片质量来选择一个二等奖，如娱乐奖、浪漫纪录片奖、最佳影像电影奖、诗意幽默奖、传奇电影奖或探险电影奖……随着彩色电影和宽银幕格式的到来，评审团开始特别注重技术创新，但各类花哨的奖项却开始激起众多批评。为了改善这一状况，戛纳电影节负责人自1954年起开始回归更为传统的奖项评选模式。1955年，电影节评审团的成员由在电影领域工作*的不同国籍的专业人士组成，电影节史上的首个金棕榈奖杯被颁发给德尔伯特·曼（Delbert Mann）执导的《君子好逑》（Marty）。
影节宫（十字大道影节宫） © Archives / AFP
大胆的影片评选
1959年，第五共和国成立，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出任文化部部长，并负责电影节的组织以及法国影片的评选确认。他对电影产业的变革非常敏感，并向新一代导演开启了参与电影节评选的大门，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就曾因执导《四百击》（Les Quatre cents coups）于1959年荣获嘉奖。除此以外，他还评选了多部风格大胆且涉及时事的影片，如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执导的《广岛之恋》（1959年）和《战争终了》，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的《美好的五月》，以及雅克·里维特（Jacques Rivette）的《女教徒》（1966年）。这部影片曾在当时激起了极大的争议，除此以外，费德里科·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于1960年拍摄的《奇遇》以及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于1961年执导的《维莉蒂安娜》也都曾被视为丑闻。
与此同时，罗伯特·法弗尔·勒·布莱（Robert Favre Le Bret）（电影节总监）开始出访全球多个国家，以丰富参选影片。这条战略带来了丰硕成果，直至今日依旧被沿用。电影节得以邀请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约翰·韦恩（John Wayne）、柯克·道格拉斯或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前来十字大道。并令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d'Alfred Hitchcock）的《群鸟》（1963年）、林赛·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的《如此运动生涯》、卢奇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的《豹》以及费德里科·费里尼的《八部半》等知名影片获得全球盛誉。
介于艺术与产业
电影与明星使得电影节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但在安德烈·马尔罗看来，电影也是一项产业。1959年，他正式成立“电影市场”，将这个自1946年起便存在于昂蒂布街电影院的秘密交易官方化。他邀请电影界专业人士前来影节宫，鼓励他们缔结合作关系，戛纳电影节也完满地扮演了促进电影产业发展的关键角色。
五月风暴：荧幕下的运动风潮
60年代末，法国的社会冲突越发激烈，并于1968年5月10日至11日晚彻底激化。尽管如此，第21届戛纳电影节仍于5月11日正常开幕，并放映了维克多·弗莱明（Victor Fleming）的《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 1939年）的修复版电影拷贝。电影节很快成为政治会面与抗议的场所。评审团成员纷纷辞职，导演们也接连撤去电影。1969年5月19日中午，路易·马勒（Louis Malle）、弗朗索瓦·特吕弗、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克劳德·贝里（Claude Berri）、米洛斯·福尔曼（Milos Forman）、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克劳德·勒鲁什（Claude Lelouch）在电影屏幕上挂上一张红色帘幕，以阻止放映卡洛斯·绍拉（Carlos Saura）执导的影片《薄荷刨冰》（Peppermint frappé），电影节被迫中断。
注释：除了官方评选单元，电影节还在60年代创立了两个独立评选单元，它们分别是1962年的国际影评人周和1969年的导演双周单元。
受政治活动影响，电影节推迟了《Peppermint Frappé》和《Trilogy》的放映 © FDC
1968年的政治争议结束后，电影节组织者意识到了现代化的重要性，电影的创作自由首当其冲。1969年的入选影片大部分均表达了革命主题，展现了不满于现状的抗议精神。基于这一理念，林赛·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的《如果》（If）、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的《逍遥骑士》（Easy Rider）和科斯塔·加拉夫斯（Costa-Gavras）的《Z》成为当年的获奖影片。
1972年，电影节成为官方评选影片的唯一决策方，自此奠定了其独立地位。在此之前，入选官方评选单元的影片必须由其出品国指定。同年，罗伯特·法弗尔·勒·布莱成为戛纳电影节主席，莫里斯·贝希（Maurice Bessy）则继任创意总监一职。上任后，他决定接纳其他类型的电影，使官方评选单元变得更加多样化。在他的推广下，“法国电影前景”和“丰饶之眼”单元于1973年诞生，旨在推广其他艺术类型的电影。1976年，两大平行单元问世，它们分别是展示时事电影的“时代气息”和剪辑电影的“复合过去式”。
在创作方面，法国电影迎来了诞生75周年纪念，电影人纷纷向查理·卓别林和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致敬，两人分别于1971年和72年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出品人们为传统的电影界带来了一股嬉皮之风，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凭借1974年的《窃听大阴谋》（The Conversation）赢得评审团大奖，并在1979年凭借《越战启示录》（Apocalypse Now）荣获金棕榈奖。除此以外，保罗·纽曼（Paul Newman）、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以及杰拉德·德帕迪约（Gérard Depardieu）和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等演员均开始崭露头角。
1978年，吉尔·雅各布（Gilles Jacob）出任总监。他采取了一系列为电影节带来持久影响的重要举措，如评审团明星化、减少电影节举办时长以及观摩片数量，组合多个平行单元。除此以外，当年还创办了一种注目单元和奖励各种题材最佳处女作影片的“金摄影机奖”，惊喜电影和午夜场单元也于同年问世。
Easy Rider, Dennis Hopper © RR
为了使全球的电影工作者能够在戛纳找到一个自由创作的舞台，1984年，在吉尔·雅各布和出任电影节主席的皮埃尔·维奥（Pierre Viot）这一双人组合的带领下，电影节展现出了发掘新人才，捍卫创作自由的坚决意愿。
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菲律宾、中国、古巴、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和阿根廷等国家首次参加电影节评选。在此之后，电影节每年都会为新兴电影工作者提供与国际知名导演合作的机会。阿兰·柯诺（Alain Corneau）、安德烈·泰希内（André Téchiné）、斯蒂芬·费尔里斯（Stephen Frears）、莱奥·卡拉克斯（Leos Carax）、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斯派克·李（Spike Lee）、吉姆·贾木许（Jim Jarmusch）和艾米尔·库斯杜力卡（Emir Kusturica）都在这一年代脱颖而出。
与他们合作的导演在当时已获得知名盛誉，如赛尔乔·莱翁内（Sergio Leone）、泰奥·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贝特朗·塔维涅（Bertrand Tavernier）、彼得·格林纳威（Peter Greenaway）、伊托·斯科拉（Ettore Scola）、塔维亚尼兄弟、尼基塔·米哈尔科夫（Nikita Mikhalkov）、伍迪·艾伦（Woody Allen）、让-吕克·戈达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米洛斯·福尔曼、弗朗西斯科·罗西（Francesco Rosi）、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安杰依·瓦伊达（Andrzej Wajda）、詹姆斯·伊沃里（James Ivory）、安德烈·塔尔可夫斯基（Andreï Tarkovski）、肯·洛奇（Ken Loach）、安德烈·祖拉斯基（Andrzej Zulawski）以及黑泽明。后者的《影子武士》以及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执导的《德州巴黎》成为这十年来最受好评的金棕榈影片。
1987年，戛纳电影节迎来40周年纪念，主席伊夫·蒙当（Yves Montand）借此良机向电影大师费德里科·费里尼致敬。当年的闭幕典礼已成为铭刻于记忆的经典时刻。莫里斯·皮亚拉因备受争议的《在撒旦的阳光下》而荣获金棕榈奖。在登台接受奖杯时，他向发出嘘声的观众席高举拳头，并喊出了大名鼎鼎的抗议之语：“你们不喜欢我！其实我也不喜欢你们！”
两年后的1989年，首届“电影与自由”会谈在戛纳举办。一百多名电影导演共同参加了这场会谈，以庆祝柏林墙的拆毁和人权宣言的周年纪念。各位导演纷纷对创作自由提出了深刻见解。这其中，西奥·安哲罗普洛斯、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伊夫·布瓦塞（Yves Boisset）、尤瑟夫·夏因（Youssef Chahine）、杰瑞·沙茨伯格（Jerry Schatzberg）、维姆·文德斯、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依托·斯科拉等导演签订了共同声明，向当时全球范围内依然存在的审查制度发出抗议。
新时代，新舞台
举办场所的改变也预示着电影节新时代的到来。自1970年代末起，随着电影节知名度的不断提高，组委会成员很快意识到更换举办场所的必要性。1982年，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执导的《E.T.外星人》（E.T., the Extra-Terrestrial）不仅荣获金棕榈奖，还成为在十字大道影节宫放映的最后一部电影。这座建筑于1988年被拆除。
新影节宫由德吕埃和贝内特共同设计，于1983年竣工，名为电影节与会议大厅，内行人则将其称为“Bunker”（地堡）。为了测试新场馆，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在这里举办了影片《喜剧之王》（The King of Comedy）的首映典礼。
全新修建的Grand Théâtre Lumière厅（2400个席位）和Claude Debussy厅（1000个席位）在电影节和电影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截止至八零年代末期，两间大厅在电影节期间每天都会迎来2000个参展商和600场放映会，一举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电影市场。自这一时代起，由二十四个台阶组成的红毯阶梯成为戛纳不可或缺的经典环节，每次都会迎来全球媒体的争相报道。
Maurice Pialat, Palme d'or - Sous le Soleil de Satan - Carole Bouquet © Christophe Simon / AFP
到了90年代，电影节的媒体影响力持续扩大，其国际盛誉使得越来越多的新电影得到推广。
受到来自前苏联的帕维尔·罗金（Pavel Lounguine）及维达力·卡内夫斯基（Vitali Kanevski）等导演的影响，越来越多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或东欧国家的导演也开始参与到电影节中，并受到了嘉奖。在这十年间，亚洲导演的成功最引人瞩目，这其中，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艺谋的《活着》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均荣获金棕榈奖，侯孝贤的《戏梦人生》荣获评审团大奖，《春光乍泄》令王家卫得到全球赏识，柬埔寨导演潘礼德的《稻田里的人们》（Neak sre）也荣获一种注目单元的特别提名奖。
为了报复关税与贸易总协议（法国和欧洲能够以文化例外的名义来强制确定影像份额）的签订，多家美国影视巨头开始抵制戛纳电影节，这为美国独立电影进驻十字大道提供了机遇：1991年，乔尔和伊桑·科恩兄弟凭借《巴顿·芬克》（Barton Fink）荣获金棕榈奖，三年后，则轮到昆汀·塔兰蒂诺（Quentin Tarantino）的《低俗小说》（Pulp Fiction）问鼎戛纳电影节。
戛纳电影节超越国界，继续以电影为平台来表现时代，摄影机成为历史与时事的见证者，通过一部部极富意识形态的佳作来丰富电影节的文化辩论，如肯·洛奇的《土地与自由》（Land and Freedom）、马修·卡索维茨（Mathieu Kassovitz）的《怒火青春》（La Haine）、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地下》（Underground）、泰奥·安哲罗普洛斯的《尤利西斯生命之旅》（To vlemma tou Odyssea）、斯派克·李的《丛林热》（Jungle Fever）以及麦克尔·温特伯顿（Michael Winterbottom）的《烽火惊爆线》（Welcome to Sarajevo）。
1991年，弗朗西斯科·罗西创办了电影课堂（La Leçon de Cinéma）。在此之后，其他知名导演继续通过这个平台来展示自己的艺术生涯以及对电影的见解。秉承这一理念，尼古拉·皮奥瓦尼（Nicola Piovani）于2003年举办了首场音乐课堂（Leçon de Musique），马克思·冯·西多（Max Von Sydow）则于2004年推出了首场演员课堂（Leçon d’Acteur）。
Barton Fink, Palme d'or Unanimité - Ethan, Joel Coen © DR
1997年，电影节50周年庆典……
这一年，戛纳电影节迎来50周年纪念，所有曾经荣获金棕榈奖的导演齐聚一堂，向英格玛·伯尔曼（Ingmar Bergman）颁发“金棕榈荣誉奖”（Palme des Palmes ）。由于这位电影大师未能出席，她的妻子丽芙和女儿林恩·乌尔曼（Linn Ulmann）代替他接受了奖杯。闭幕典礼上，尤塞夫·夏因凭借影片《命运》（Al Massir）以及其他出色作品，荣获了由评审团主席伊莎贝拉·阿佳妮（Isabelle Adjani）颁发的50周年纪念奖。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的《樱桃的滋味》（Ta'm e guilass）和今村昌平的《鳗鱼》并列获得金棕榈奖。
到了九零年代末期的1998年，吉尔·雅各布（Gilles Jacob）创立了名为“电影基金会”的面向全球电影学院开放的最佳短片与中片评选单元。2000年，这个单元又衍生出电影公寓（La Résidence），旨在指导年轻导演如何创作出优秀的剧本。2005年，工作坊（Atelier）问世，每年都会帮助二十多位新秀导演找到拍摄资金。
金棕榈荣誉奖 - Linn Ullmann和Liv Ullmann © AFP/Cartier et Patrick Hertzog / AFP
2000年的戛纳电影节以三个环节来庆祝新千年的到来！首先，电影节迎来了焕然一新的组织团队。皮埃尔·维奥自1985年起代替罗伯特·法弗尔·勒·布莱担任电影节主席，如今则由吉尔·雅各布出任该职。在2001年至2005年间，薇若妮卡·凯拉和蒂耶里·福茂出别出任执行总监和创意总监。在全新管理机构的带领下，电影节以关注全球电影产业及业内人士的需求为己任，并深刻意识到不断创新，跟随科技的进步应对未来挑战的重要性。
电影市场在新千年初期继续扩大，面向全球电影产业的国际村也于2000年创建，参与国家已从当初的12个发展为如今的60多个。
在蒂耶里·福茂的倡议下，之前曾在主题回顾单元放映的经典影片自2004年均被汇集在“戛纳经典单元”，如修复版拷贝、电影致敬及电影纪录片。
2007年，为了庆祝戛纳电影节问世60周年纪念，33位全球知名导演在Grand Théâtre Lumière厅的舞台上齐聚一堂，他们均受邀拍摄一部以电影院为主题且时长三分钟的短片，所有短片共同汇集成一部名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Chacun son cinéma）的纪念影片。本届电影节还举办了一场由300多名专业人士参与的研讨会，并以全新数字技术为主题，审视了电影在未来可能遇到的挑战。此外，当年还迎来了全新的电影放映大厅，其名称“salle du Soixantième ”（七十周年纪念大厅）便由此而来。
2007年7月，戛纳电影节董事会选举蒂耶里·福茂出任总代表。他于2010年创办了“戛纳短片”这一全新单元，以选拔入选竞赛单元的优秀短片。此外，短片角落的创立使公众得以在戛纳对全球短片创作进行全面了解。
蒂耶里·福茂非常关注入选影片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与宣传，因此启动了多个“官方评选”影片的巡回放映项目。正因如此，2009年，他通过电影市场创办了La Semana de Cine del Festival de Cannes活动，可在每年举办Ventana Sur电影市场的同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放映入选官方评选单元的影片。此外，他还在2010年与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基（Cristian Mungiu）合作，共同推出了布加勒斯特戛纳电影节（La Semana de Cine del Festival de Cannes）活动。
2014年1月，皮埃尔·莱斯库尔（Pierre Lescure）被董事会选为电影节主席，继任吉尔·雅克布的职位。后者则于2014年7月1日被选为名誉主席和电影基金会主席。
2017年5月，戛纳电影节将在全新双人组合的领导下迎来70周年纪念。为了迎接新一个十年的到来，一百位艺术家，其中包括金棕榈奖和其它奖项获得者、评审团主席及评审，一同在一次特别拍照会上亮相，并在Grand Théâtre Lumière大厅举行的周年晚会上共享影坛盛会。
Photocall: the 33 directors of "To Each his Own Cinema" © FDC
